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题记
仿佛在倏忽之间，自1978年我从故乡贵州黔西负笈北上到如今，已近半个世纪。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走过五洲四海，遍览世间风物，却似乎离故土越来越远。
与许多贵州人一样，我虽出生在黔西，但黔西却并非我的祖籍。父母亲当年都是解放初从省里下派到地方的知识分子干部，最终把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
常言道“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亲人；父母去，兄弟姊妹是亲戚”。自从双亲故去，黔西再无沾亲带故之人，我便很少再回去。故乡的诸多往事如同灰白剪影，慢慢淡去。
但说来也是缘分使然，这一两年内发生的几件小事，又让我与黔西之间擦出了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火花。
乌江源百里画廊
因缘际会，重回故里
去年五月份，我偶然得知黔西撤县设市的消息。看到新闻，恍如隔世。
当年我离开时，整个县城的人口只有一万多人，大家彼此相熟，父母亲朋均来自固定几个单位系统，走在大街上的每个人我几乎都认识。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县城人口已经扩张到30余万，由县变市，格局大开，黔西之于我开始变得陌生又熟悉。
伴随年岁渐高，加之疫情影响，这两年夏天我开始常回贵州避暑。前段时间，夫人因意外摔伤去毕节寻访一位名老中医，我在接夫人回来路上，行至黔西境内时，天公突然下起倾盆大雨，交通堵塞，只得滞留黔西。
市委书记林松得知我经过黔西后，旋即邀我会面。晚饭过后，我特别提出希望能够看看家乡之变，林松同志慨然相陪。
置身城区最高处凤凰山顶，俯瞰整个黔西，但见山水相依、万家灯火、烟火鼎盛。这些年我几乎走遍整个神州大地，见过无数大小城市，但即使是在中国最繁华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很难找到类似有味道的县城。
黔西城区远眺
书记告诉我，疫情以来，黔西的商业尽管受到些许影响，经营实体受影响1000家左右，但城市发展速度更快，新增经营实体超过了3000余家。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消费需求十分旺盛。谈及撤县设市之事，当时许多乡贤都希望恢复黔西人念兹在兹的“水西”旧称，但因种种原因最终未果。
接触下来，我发现黔西新一届的领导班子非常有素养，年富力强，真诚求进，且“想做事、能做事”。而要做成事，还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路径和方法。
有感于斯，当书记提出请我做一次报告时，我主动提出利用我的专业和能力，干脆给家乡人民送出一个“大礼包”，以一种创新的公益形式，帮助黔西做一次文旅方面的战略策划，争取“把水西地区送出去，把外部世界请进来”。
等到开了这个模具，把黔西引上道后以后，整个黔西就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成果，开拓品牌，建立机制，锤炼队伍，形成生态。假以两三年时间坚持下去，定会大有成效。到那时，黔西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部贵州史，半部在水西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日鼓鼓的贵州人》（点击题目阅读），当时在省内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同志读完以后特意约我见面，说这篇文章“为贵州找了魂、塑了型、正了名，意义很大”。可见在此之前，贵州的形象在世人眼中是如此模糊。连整个省都尚且如此，遑论一个小小的水西。
要想了解水西，首先不得不提贵州独特的历史脉络。在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华夏文明史上，贵州地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总是晚于其他省份。而贵州真正意义上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有效管治范围，可能要到明朝开边以后了。
明朝自朱元璋以来，对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外的其他地方民族势力，都长期奉行“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而彼时北方游牧民族边患甚于南方，因此对西南地区的管理则以“守”为核心，主张刚柔并济，“威德兼施”。所以自明朝开始，西南地区与中原文明的交融才开始逐渐密切，贵州地区因此成为了中土文明之光普照的地方。
另一方面，明朝对西南地区的怀柔政策，沿袭了过往的土司制度，也促进了当地土司制度的兴盛。洪武年间，朱元璋在贵州设立贵州宣慰司，治所贵阳，由安氏世袭宣慰使，宋氏世袭宣慰同知，两者大概相当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一二把手的关系。
两宣慰属地以鸭池河为界，分别称水东和水西土司。“水东”大致为今天贵阳市各区、开阳、息烽县境，也包括黔南州龙里县、贵定县和惠水县的大部分地方。“水西”大致为今天毕节市以大方县为中心的大部分区域，包括黔西市、织金县、金沙县等地，外围还涵盖了贵阳市修文县、清镇市以及安顺的部分地区。
明朝贵州地图
水东水西长期分治，无论是风土民情还是饮食风物，都各有千秋。但无论从统治时间、势力范围还是历史影响上来说，还是以水西土司为盛，并且在明以后的贵州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角色，我把它用略显夸张的话来形容，就叫做“一部贵州史，半部在水西”。
我常常说，一个地方有没有特色，能否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归根结底要看它的文化底蕴深不深厚。不论王朝兴衰、政权更迭，金戈铁马只能支配一世，真正能够穿越历史尘埃遗留下来的，总归是文化。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一直认为，贵州的发展史，是一部西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文明交融史，而水西则是这个漫长历史进程的集中体现。
对于贵州来说，水西是中土文明之光深入西南边陲大山的桥头堡、中转站，在许多方面开贵州风气之先，留下了许多辉煌灿烂的历史典故，走出了诸多稀奇古怪的旷世奇才。
龙场九驿，开边西南
从秦汉始，中央王朝就尝试将云贵边疆纳入国家治理版图，设州立郡，推进云贵地区的“国家化”。但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汉地移民的大规模流动，再加上山川形胜、交通不便的阻隔，云贵地区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融并不算密切。
元世祖忽必烈“革囊渡江”，千里奔袭消灭大理国，彻底扫清了西南半壁，包抄下的南宋政权由此岌岌可危。这就导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征北战，荡清元蒙残余势力后，更加重视对西南的经略，致力于稳固边疆，推进“王化”。而这一宏图大略的实现，绕不开水西的杰出政治人物奢香夫人。
奢香夫人像
奢香原本是川南彝族土司的公主，十七岁远嫁贵州宣慰使、水西彝族默部首领霭翠，成为奢香夫人。二十三岁时，丈夫因病去世，奢香开始代幼子摄政。
适逢明太祖朱元璋讨伐盘踞于西南的元蒙残余势力，奢香审时度势，积极献粮通道，支持大明，促进了统一。而水西在归明之后，“地方四千里，胜兵四十八万”，势力也空前强盛。
这种强盛很快引起当地流官的猜忌。当时的贵州都指挥使同知叫马烨，这个人据称是马皇后的从侄，骄纵蛮横，野心很大。他欲邀边功，遂藉故挑衅，想激发水西部落造反，准备征伐。
战事一触即发之际，奢香深明大义，向属下表明不愿造反的态度，当众揭露马烨逼反的用心。接着走诉京师，向朱元璋面陈马烨逼反的真相。
这里面奢香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朱元璋这样的千古帝王达成了政治交易。因为对于朱元璋来说，西南地区的治理无非就是两点——稳定和发展。稳定就是要各部落不能造反，发展就是要加强跟中原地区的交流往来。
奢香夫人推动彝汉融合故事图
奢香看透了这一点，于是一方面表示“愿令子孙世世不敢生事”，同时“愿意刊山凿险、开置驿道”。朱元璋大喜，随即将马烨召回京师治罪，同时封奢香为“顺德夫人”，赏赐金银财物。
回到贵州后，奢香亲率各部开置以偏桥（今黔东南施秉）为中心的两条驿道。一条经水东（今贵阳东北）过乌撒（今威宁）达乌蒙（今云南昭通）；一条向北经草塘（今修文），六广（今修文六广镇）至黔西、大方到毕节，置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鸦、归化、毕节等九个驿站于贵州境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龙场九驿”。
龙场九驿里的水西驿，也就是今天的黔西，是九驿里的核心枢纽，黔中通往黔西北的第一重镇，黔西的水西旧称也由此而来。
龙场九驿路线图及黔西位置
九驿一开，黔西与外部交往日渐繁盛，此后从明到清几百年间，黔西一直保持水西旧称，成为整个水西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直到吴三桂平水西之后，清廷改土归流，才改名为黔西府。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奢香修路的重大意义。古代西南地区受大山阻隔，在没有航空、铁路、水运这些现代交通方式的前提下，想要与外界产生联系，唯一的选择便是通过驿道。而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里修路搭桥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君不见直到本世纪初，贵州还有一些地方不通公路，不通水电，更别提文化传播交流。
古驿道遗存（现存于奢香博物馆）
所以说，奢香办成了一件石破天惊、开天辟地的事。她开辟的古驿道纵横贵州，打通了与川、滇、湘的通道，贵州从此被正式纳入全国交通大动脉。这就让贵州从层峦叠嶂的深山密林中走了出来，融入浩荡的历史洪流之中。
在她的引导下，中原文明之光照向闭塞蛮荒的贵州大地，两种文明激烈冲撞，阴阳调和，斗转星移之间，促进了贵州地区的“王化”。这是何等了不起的历史功绩！所以朱元璋说“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属于毫不夸张。
有了交通的改善，贵州终于驶入了历史的快车道，一些直接影响中国近代文明史的大人物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地跃上历史舞台。就在奢香百年以后，借助这条古驿道，另一位对中华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大思想家得以来到贵州。
阳明悟道，泽被千年
明正德元年，王阳明被从兵部武选司主事任上谪贬至贵州龙场（今贵阳修文县）当龙场驿栈驿丞。这相当于今天从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直接贬到了偏远地区的一个收费站公务员。
在极端失意的情况下，王阳明只身来到贵州龙场。到了龙场之后，他发现这里“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属于尚未开化之地。而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到什么程度？龙场驿丞这个官职连居所都没有，他先是在附近草草盖了一间茅棚栖身，后面索性搬到山上一个山洞居住。
龙场阳明洞
环境艰苦反而激发了他的很多思考和感悟。当时的很多诗句都反映了他的心境，“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写的是幽静闲适的景色，“群獠还聚讯，语庞意颇质”写的是各族乡民对待这个远道而来的大学问家嘘寒问暖的质朴情义。
王阳明时年37岁，却已是大思想家。他到贵州之后的经历，让他产生了两种强烈反差。一是从世代书香官宦门第，一下坠入蛮荒“瘴疠之区”；二是从京师险恶的政治旋涡进入淳朴、友善、宽松的民族聚居地。
两种反差，产生了两种感情，一是对贵州山水草木和各族人民的情谊，由此他开始传播道学，教化乡里；一是对政治腐败、世事莫测的参悟，也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这可以算得上是王阳明精神世界进程的大转折。
我一直认为，王阳明在贵州谪居时间虽短，却实现了与贵州的相互成全。
一方面，他在龙场格物致知，突然顿悟，意识到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进而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而他这种悟道，与其说是顿悟，不如说是水西的淳朴乡民感动启发了他。当他看到从未经过圣贤教化的乡民却能“致良知”，拥有朴实、善良、真挚的良善美德，这就充分论证了圣人之道是发于本心，而不是来自于后天教化。
这一点，在他受水西土司安贵荣之邀，为黔西象祠翻修所作的《象祠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
“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明中叶，象祠在时任贵州宣慰史安贵荣手中得到翻新，请当时贬谪修文龙场的王阳明作文记之，王阳明受受舜、象故事及水西百姓的感化，写下了不朽名篇《象祠记》，提出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思想，并由此启发了心学思想的诞生。
另一方面，王阳明作为当世大儒，意外被贬至水西，却在当地讲学传道，无意之中促进了贵州地区的开化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上苍给予贵州人民的一份大礼。
象祠（重建）
每想到此，我时常感慨历史之吊诡。我一直认为，历史上真正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事件往往都是“意外受孕”。从实验室里意外出现的伟大发明，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大革命，很多时候英雄人物的一个无意识之举，却能像电光石火一般，成为改变历史的助燃剂。
从人文阜盛的中原地区来到蛮荒之地，从垂头丧气到潜心悟道，王阳明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轮炽热夺目的文化骄阳，用传道授业将文明之光照向整个贵州大地。
由此往后，天崩地裂，一座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上的精神宝塔，开始在贵州这个中华文化最低洼的地方崛起，高耸入云，浑然屹立。
阳明心学由此从贵州发端，走遍神州，漂洋过海，福泽整个东亚地区。
近代以来，从曾国藩、严复、梁启超到孙中山、毛泽东、蒋中正都十分推崇阳明心学。蒋到台湾后甚至为纪念王阳明将岛内草山改名阳明山，可见其推崇备至之心。
而阳明心学自明朝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日本人将“知行合一”应用于日常生活，并高度发挥了阳明学派“事功”的魅力。当年无数维新志士正是打着阳明学派的大旗，发起倒幕运动、明治维新，一跃而成亚洲强国。以至于章太炎后来评价，“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而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若干年前，我曾在探访阳明洞时，发现洞中竟有清末民初日本人的刻字。细问才知是1903年日本著名学者三岛毅的学生清宫宗亲探访阳明洞拜谒时所刻。三岛毅闻听此事后，慨然写下“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的诗句，并刻诗竖碑于扶风山阳明祠，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就在王阳明三百年后，沐浴在文明开化之光下的水西地区，距离龙场悟道百十公里外的织金牛场，再次涌现出了一个巨星——晚清名臣丁宝桢。
古往今来，高官厚禄者千千万，但名垂青史者鲜也。
丁宝桢出生在水西的织金牛场，33岁才考中进士，此后一路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到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再到山东巡抚、最终官拜四川总督，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
丁宝桢一生政绩卓著、造福桑梓、深得民心，其历史功绩前人之述备矣。我只讲他生平一件事，最能体现水西人的特点。
当年他任山东巡抚时，适逢慈禧太后宠爱的贴身太监、小名“小安子”的安德海携娈童歌伎，乘龙船顺运河南下，沿途招权纳贿，耀武扬威。
权倾一时的人物驾到，地方官吏擦鞋拍马尚来不及，谁知丁宝桢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在泰安境内把“小安子”拿下，星夜解送济南，以清宫祖训“太监不得私自离京”为由，宣判斩首示众。就在此时，慈禧太后发来刀下留人的懿旨，丁宝桢果断“前门接旨，后门斩首”。
当时名满天下的重臣曾国藩听闻此事后，都自叹做不到，感佩不已。丁宝桢过世后，时人议其曰：“生平处大事无所趋避”，“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寥寥数语，一个日鼓鼓的贵州人形象跃然纸上。
时至今日，民间仍流传许多丁宝桢的轶事佳话，包括他所发明的名扬天下的名菜——宫保鸡丁。
丁宝桢作为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喜食鸡和花生米，偏重辣味。他在山东为官时，曾命织金带来的家厨改良鲁菜“酱爆鸡丁”为辣炒，后来在四川总督任上的时候将此菜推广开来，创制了一道将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下锅爆炒而成的美味佳肴。
这道美味原本是丁家私房菜，但四川本地的官僚们吃完之后均赞不绝口，久而久之便尽人皆知，成了川菜里的王牌菜，且名扬海外。因丁宝桢死后被清廷追赠“太子太保”，人们为了纪念他，故将其命名为“宫保鸡丁”。流芳后世如斯，也算不枉其为官一世英名。
“够得着”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一个思考，就是“够得着”的问题。
王阳明以后，从黔西李世杰到织金丁宝桢，再到当代的朱厚泽等一大批高级干部，一个小小的水西能走出如此多的治世能臣，这背后一定在偶然当中存在着某种必然。
我时常讲，世界上很多看起来不关联的事，其实都是关联的。这些王阳明身后走出的名人，背后的关联很有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王阳明光芒普照，开化贵州的影响。为此，我曾专门向朱厚泽同志求证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新华社任记者时，与时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相熟。朱老是土生土长的织金人，在任期间，曾因提出了著名的“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被人们称为“三宽部长”。
或许因为跟我同是水西老乡，又或许因为我在新华社略有薄名的缘故，朱老对我比对别的同志印象深刻一些。朱老退下来以后，我与他相见次数也更多一些。我当时就发现，尽管官居高位，但朱老一点没架子，而且对新事物、新思想保持着浓厚兴趣，谈问题尖锐睿智，学术理论水平极高。
多年前一次见面时，我忍不住向朱老提了一个困扰我日久的问题。我说：“朱老，您是这么多年以来，从贵州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最大的官，可以说一朝登天入京师，并且政策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拥护。您能做到这些，是不是背后有一个‘够得着’的问题？当年水西走出了丁宝桢这样的治世能臣，是否对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朱老当时听完沉思良久，说：“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价值，我之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这里面确实包含了一个‘够得着’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值得好好研究。”
时过多年，我愈发觉得“够得着”的玄妙之处。英雄人物的示范作用，对乡里乡亲的影响，一个地方文脉的传承，靠的都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的力量。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依靠“够得着”慢慢向上看齐，先有后好。有了“够得着”这个 0—1 的突破，才有后面无限叠加的可能，一个地方才能人才辈出，前赴后继。
甚至连毛泽东同志都说，“我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同为长沙府偏僻乡下走出的风云人物，很难说毛泽东少年时，不是因为同乡曾国藩的丰功伟绩才萌发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情壮志。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同样道理，没有奢香开龙场九驿，就不会有王阳明来到贵州，没有王阳明的影响，贵州可能就不会在近代走出这些旷世奇才。
就连我本人，也是因为幼时受父亲影响，知道王阳明龙场悟道就在离家不远的修文龙场，这才意识到，尽管身处贵州偏远山区，但我与大思想家也算“够得着”了。
近些年来，伴随贵州的崛起，贵州走出的人才开始得到世人关注。虽然数量不多，但多具奇才、鬼才之特色，而且多是不世之材。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贵州走出的名人都与水西这片土地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我深切以为，只有文化的东西才是时间的玫瑰，它经得起历史风雨的考验，可以流传千年，泽被后人。而“够得着”，正是这种文脉传承的体现。
尾声
半个多世纪前，我于黔西小城出生成长，最早对于水西的印象，来源于当时黔西周边兄弟县市对于水西名号的争抢。
那时年幼，很难理解家乡人民对于“水西”这一称呼的独特情怀。只记得城郊的公园叫“水西公园”，而父亲任职的黔西一中当年却叫“黔西中学”。那时的黔西一中，教育水平卓异，优秀学子层出不穷，是名副其实的教育高地。周边地区学子纷纷慕名来此求学，许多人从此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彻底改变了命运。
时过多年，我已许久未回黔西。父亲临走前，为表对他老人家的怀念，我在黔西一中捐了一所“荣江图书馆”，以彰孝心。尔后父亲离世，兄弟姊妹星散全球，我与故乡渐行渐远。
此行因缘重回黔西，发现小城天翻地覆，水西公园已经坐落在市中心了。但物质层面的东西虽变，精神层面的东西却历久弥新，时间越久人们才能越懂得它的价值。在黔西一中，“荣江图书馆”被校方维护的很好，校长告诉我，黔西人民至今仍在怀念那个年代黔西文化事业的辉煌，而他们已经开始重提当年父亲的许多教育思想。
此行更大的意义在于，我通过多方考证，终于厘清了水西这一概念的前世今生。所谓水西，更像是一个以黔西为文化中心，包含周边织金、大方、金沙等地的文化地理概念。
比如黔剧的前身文琴戏，用扬琴伴奏、温文尔雅，极具贵州特色，最早就是发源于黔西一带，距今已200多年，与京剧历史不相上下。而类似的文化现象还有很多。
文琴戏
与其他地区相比，水西的历史文化、人文风物，都更具典型的贵州特性，能够在文化上提领贵州，在历史上代言贵州。从某种意义上说，真可谓是“一部贵州史，半部在水西”。
当今日水西以崭新的风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终于可以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穿越千年风霜洗礼，来走进水西、发现水西。
我相信，当人们真正走进水西时，一定会像我一样，沉醉于水西人情风物的独特魅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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